当我们在2000年初，回顾、审视96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作家所属国籍时，我们发现，原来该奖与地缘、亲缘密切联系着。
在96名获奖作家中，欧洲作家占了73人、美国作家占了10人、中南美洲作家占了5人、亚洲作家占了4人、非洲作家占了3人、澳洲作家占了1人。光是欧洲作家和欧洲人移民占了多数的美国和澳大利亚的作家即达84人，占了96位获奖作家总数的八分之七。欧洲作家都与诺贝尔文学奖的授奖国瑞典为邻，有地缘；美国和澳大利亚本是欧洲人的移民国家，与诺贝尔文学奖的授奖国欧洲国家瑞典有亲缘。
还不仅如此，中南美洲共有四个国家、五位作家获奖，但他们都与欧洲有亲缘。智利获奖两人（米斯特拉尔、聂鲁达），而智利人口的75％为印欧混血种人；哥伦比亚获奖一人（马尔克斯），而哥伦比亚人口的58％为混血种人，20％为白人；危地马拉获奖一人（阿斯图里亚斯）。而危地马拉人口的57％为印欧混血种人；墨西哥获奖一人（奥·帕斯），而墨西哥人90％以上为印欧混血种人。这四个国家的官方语言均为西班牙语，它们与欧洲国家有亲缘几乎是不言自明的。非洲有三个国家三人获奖，但南非（获奖作家为戈迪默）的官方语言为英语和南非荷兰语；尼日利亚（获奖作家为索因卡）的官方语言为英语，只有埃及（获奖作家为马哈福兹）的官方语言为阿拉伯语。也就是说，南非和尼加拉瓜与欧洲也有亲缘。
又不仅如此，即使在欧洲，也有地缘问题。授奖国瑞典自不必说。瑞典虽小，人口只有864．2万人（1994年），但它在99年中，却获诺贝尔文学奖7次；与它为邻的丹麦，获诺贝尔文学奖3次，而丹麦人口只有516．2万（1994年）；与瑞典为邻的挪威，获诺贝尔文学奖3次，而挪威的人口比丹麦还少，只有426．2万（1994年）；小国芬兰，因与瑞典为邻，也获奖1次；甚至只有25．8万人口（1994）的蕞尔小岛冰岛国也获奖1次。瑞典与瑞典邻国共获奖15次，凡北欧国家都获奖了，能说它们的作家获诺贝尔文学奖与地缘无关吗？
同是欧洲国家，瑞典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（瑞典文学院）也还有亲疏之分。瑞典人口的90％为日尔曼瑞典人，国教为基督教路德宗，因此评委会亲西欧而疏东欧。在欧洲国家获奖的73名作家中，除去北欧国家的15人外，西欧国家共有48人获奖，而东欧国家仅10人获奖。
最后说到我们亚洲尽管是世界第一大洲，历史悠久，文化灿烂，作家辈出，黄河流域、印度河流域、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流域是世界著名的人类文明发源地，但在20世纪的99年中，亚洲国家获诺贝尔奖的仅印度（1次，泰戈尔）、日本（2次，川端康成、大江健三郎）、以色列（1次，阿格农）3国4人次。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之所以给印度、以色列、日本作家授奖，一则1913年为泰戈尔授奖时，印度还为英国人所统治，英语与印地语同为印度的官方语言；二则1966年为阿格农评奖时，以色列在反对阿拉伯国家的历次战争中都取得了胜利；三则日本从60年代后期崛起，已经成了经济强国、大国，于是日本作家乃两次获诺贝尔文学奖。
从前，我也相信这样一种说法：中国作家之所以未获诺贝尔文学奖，是因为中国作家的作品没有好的英译文，中文难于译好。但当我对百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国作了上述审视后，我改变了这一看法。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会在评奖中以欧洲为中心的观念是根深蒂固的。假如与欧洲没有地缘、亲缘，是很难“入”诺贝尔文学奖之“围”的。我们知道，日文也很难译，把日文译成英文，也很难译好，但因为日本是富国强国，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会不得不对日本青眼相待，给日本作家授奖。如今，颇多中国作家有“诺贝尔奖情结”，很希望中国作家能得个诺贝尔文学奖。这种愿望未可厚非，因为诺贝尔文学奖毕竟是世界级的文学奖项。但是，我国作家若要获得诺贝尔文学奖，恐怕还得依靠国家的富强，及国际地位的提高。因为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奖并不单纯是某个国家、某个作家的文学质量问题，地缘因素、亲缘因素，在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奖中是起着很大作用的。只有富强的中国，才能使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会对中国作家刮目相看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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